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城市建设土地需求越来越大，各地政府不断加大征地和拆迁速度。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、居民房屋拆迁，成为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，因为征地和拆迁而引起的利益冲突越发明显。
有关资料预计，1999-2010年，耕地减少面积至少1.6亿亩，近3000万农民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，伴随着土地的流失，依附土地的各种权益也随之流失。在征地拆迁和失地农民安置的实施过程中，农民始终处于被动和弱势状态。这种弱势具体体现于：首先农民对征地的前期工作参与不够，对征地、工程建设没有发言权和知情权，被征地农民对不合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缺乏抵抗能力，由于“信息不对称”，缺少民主程序、缺乏透明度，也是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有抱怨、不满情绪的重要原因;其次申请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裁决的成本太高而往往难以实行;最后在补偿费用的分配机制上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甚至乡村干部起着决定性作用，被安置的农户的个人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证。
征拆矛盾的症结，除了征拆双方地位的悬殊与不对等，还在于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平衡。土地转让产生了较大(或巨大)的收益，但在分享土地的转让收益或增值时，却往往忽视了被征地农民或被拆迁人的利益。仅仅给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规定的补偿，没有保障农民随土地增值而分享这种收益，引起了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对政府的不满。有关资料显示，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，政府大约得60-70%，村一级集体经济组织得25%-30%，农民只得5%-10%。政府和失地农民/被拆迁人之间没有实现公平交易，利益分配机制的缺失或未制度化，使得失地农民或被拆迁人不仅未能从城市开发中受益，反而成为城市发展的“牺牲品”。
此外，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，失去了依附于土地的工作。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劳动的对象、工作的场所，农民只有以土地为劳动对象，其价值才能得以实现。农民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“农民下岗”。根据我们对苏州、无锡、宁波等征地中失地农民的调查，失地农民再次就业率在25%左右。也就是说农民失地就意味着失业。而比失业更为严峻的一个问题则是，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长远收益，中国现行的农村养老制度也是基于土地的养老和社会保障。产权交易的规则是，农民决定是否放弃农的使用权，要考虑是否比他自用农地更“值"，也就是土地使用的机会成本。农民由于其自身的局限，往往只是着眼于眼前的利益。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，理念和认识上的差异决定这种分歧存在的客观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