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司法实践中,法官与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成员，二者的职权边界始终是法治建设的关键议题，近期多地出现的法官启动律师执业行为调查程序，引发了关于"法官是否具备调查律师执业行为权限"的激烈讨论，这个问题的本质，涉及到司法权与辩护权的制衡关系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二条规定，法官的法定职责是依法参加合议庭或独任审判案件，而《律师法》第三十八条明确赋予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的权利，从法律文本层面看，法官的调查权主要针对案件事实本身，并不包含对执业律师的常规监督职能，但当出现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辩护人涉嫌伪造证据、妨害作证等法定情形时，法官依照审判职权启动调查程序则具有明确法律依据。
实务中争议的焦点往往集中在程序正当性层面,2021年某省中院审理的商事案件中，主审法官因质疑代理律师提交的证据链完整性，直接向司法行政机关调取该律师的执业档案，就引发了律师协会的正式质询，这种调查行为虽未直接违反法律规定，但可能触碰《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》中确立的"审判权不干预正常执业"原则。
从权力制衡角度看,我国已建立律师行业自治体系，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依据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拥有完整的调查惩戒机制，若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发现律师存在违规线索，更妥当的做法应是移交相关主管机关处理，而非直接启动司法调查程序，这种程序选择既能维护审判中立性，又可避免权力越界引发的职业对立。
值得关注的是,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年发布的《关于建立健全良性互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意见》中特别强调，要"规范审判权对律师执业行为的介入尺度"，这透露出司法机关正着力构建更为科学的职权划分体系，实践中已有法院建立"律师执业异议备案制度"，将庭审中发现的律师执业问题通过专项通道转交监管部门，这种机制既保障了审判效率，又守住了权力边界。
从法治发展维度观察,法官调查律师执业行为的争议，本质上反映了司法专业化进程中不同法律职业的定位调整，数据显示，2020-2022年全国律协受理的法官干预执业投诉年均下降17%，显示职业共同体建设初见成效，未来需要继续完善制度设计，在确保审判权有效运行与保障律师执业权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，这不仅关乎个案正义的实现，更是建设良性法治生态的重要基石。
